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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韓博(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
隨著數字經濟飛速發展,我們見證了微信、臉書等平臺的生長,也見證了抖音、快手在海外的迅速發展,“本國起家,全球開花”成為未來大型互聯網平臺的發展趨勢。從地緣政治在網絡空間中的發展——網絡地緣政治的角度,探討網絡平臺的治理,具有現實價值。
地緣政治學與地理空間的概念拓展
地緣政治學自提出以來,便成為一門顯學。相關學者提出相關理論的同時,也為國家的具體決策提供了參考,不少理論被政府采納,產生了重要影響。
不同的分類方法有著不同的出發點。依從國家發展的實際需要與“地理空間”一詞在內涵上的不斷擴展這兩條主線,可以將其分為思想準備、陸權海權轉換、現實—虛擬空間轉換三個階段。
在思想準備階段,體現的是認識到“地理”這一自然因素對國家發展的顯著影響。該階段可追溯至希臘雅典時期。思想準備階段結束的標志,是拉采爾(Friedrich Ratzel)提出了國家有機體理論。該理論“以空間(Raum)和位置(Lage)為重點”,認為兩者的有機互動決定了國家的前途與命運。二者的綜合決定了群體的政治特色。地理環境與國家發展相互影響,這也標志著地緣政治學的誕生。
第二階段,陸權海權轉換階段,是地緣政治理論“百花齊放”時期。該階段與前一階段后半程有所交集,其核心在于解決一個問題:控制何處可實現控制世界。阿爾弗雷德·賽耶·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的“海洋決定論”認為,西奧多·羅斯福、德皇威廉二世都是該理論的實際踐行者。1916年,“地緣政治”一詞,由德國的魯登道夫·契倫(Rudolf Kjellen)正式提出。之后,由于現代陸海空軍的發展,地緣政治理論研究偏向于陸權海權相結合。
網絡發展對地緣空間的再分類
地理空間概念持續擴展,從純粹的土地概念,延伸到虛擬空間。塞繆爾·亨廷頓提出,“文明沖突將控制全球政治,文明之間的斷層線將是未來的戰線”。這一理論發表后引起學術界爭鳴,并成為地緣政治學轉向“非地緣化”的新地標,同時也促進了新的“多維”地緣政治學的誕生。文明沖突論的錯誤并不是當時討論的焦點。
伴隨互聯網迅速發展,不同維度的地緣特征,在網絡空間的虛擬實體中被整合,形成了網絡空間時代的新地緣政治學。在該體系中,“文明、思想、制度”等非實體因素越來越多地進入考量范圍。赫伯特·席勒等學者提出“信息地緣政治”概念,強調信息對于實體空間的影響與控制,數字資本主義的崛起使剝削、不平等、商品化等傳統危機在信息時代繼續存在,標志著網絡空間地緣政治學的初步成熟。
網絡空間地緣政治學在觀照傳統的地理條件基礎上,兼顧人類群體及其行為結果,那么對于網絡空間的認識也應該完成從單純的技術角度分類變為“技術基礎+人的感受”的綜合認識,以適應未來更加細化的網絡空間地緣政治態勢描述與研究。本文認為,網絡空間應加入“人類使用”視域,將其與互聯網基礎設施放到同等地位,將網絡空間重新分類為“地緣空間層”與“社會空間層”兩層面。其中,地緣空間層包括基礎設施層、邏輯關系層,對于用戶而言是感知力較弱的層次,社會空間層包括平臺運營層、內容應用層,是用戶、企業、政府三者的主要活動空間。如此一來,未來對于網絡空間地緣政治態勢的描述就可以綜合實體與虛擬兩方面因素,從地緣空間層、社會空間層的實際控制情況出發作為基礎研究路徑進行研究。具體來看,地緣空間層包含基礎設施的占有情況與算法規則的設置情況,社會空間層主要包含互聯網平臺的發展情況與輿論傾向,將這四部分內容相結合,能夠初步描述網絡空間的地緣政治格局。
網絡社會空間中的“地緣體”
地緣體是進行地緣問題研究的對象或實體,是具有一定屬性和空間特征的地域單元。同時,其也是地緣政治中的基本分析單位,真正想找到網絡社會空間中的地緣政治分布,必須要分析具體的地緣體分布。通過分析它們之間的互動關系,也可以讓我們找到網絡空間的地緣政治分布,從而指導該空間的治理與發展。
國內對網絡空間地緣政治的探討集中在“網絡主權”領域。未來需要深入研究的是對深刻影響人們觀點、看法,甚至爭奪“腦權”的“社會空間層”——互聯網平臺,進行進一步分析,以對具體的網絡空間權力分布進行充分展示。
網絡社會空間由不同的“圈子”——提供實際用途的不同平臺組成,不同的圈子可以從宏觀與微觀兩個方面來分析。從宏觀出發,日內瓦互聯網治理論壇主席Jovan Kurbalija提出應將互聯網全球治理的整個體系與資源分為七個不同的“籃子”進行研究,包含安全、關鍵基礎設施、法律、發展、經濟、社會、文化等。從微觀出發,聚焦于某個具體的平臺,她將平臺的組成部分細分為數據、算法、接口、所有權關系、商業模式、用戶協議六部分,這是可選的分析平臺地緣特征的具體因素。
網絡社會空間地緣體的行事準則
平臺采用的算法最能代表其行為模式與準則,是分析具體互聯網平臺的重要研究路徑。一方面,平臺發展離不開數據支撐,大量的數據采集、分析工作遠遠超出了人力所及的范圍,離不開自動化算法的支撐。另一方面,算法人工編制的社會屬性使其帶上了鮮明的“把關”特征。
算法對網絡空間地緣政治的影響,主要體現在算法權力帶來的數字鴻溝和國際信息操縱兩方面。算法涉及大量的技術力量參與,包含基礎數據分類、調研、設計、編程、檢驗調適等眾多步驟,其背后是強大的ICT產業與技術力量支撐。世界上還有40多億人不能上網。根據GSMA數據顯示,中東和亞太地區與南亞區域接入互聯網的人口為52%與28%。而這一數字在北美與歐洲分別為73%與70%。數字鴻溝在算法的加持下使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網絡空間中的差異愈加明顯。大型互聯網平臺的跨國運行使其算法也達成了國際化傳播,當算法成為收集展示信息的關鍵引擎后,操縱他國輿論就成為了可能。最簡單的,推薦、展示什么信息就能夠直接影響用戶對相關事件的看法。臉書2017年10月在塞爾維亞、玻利維亞、柬埔寨等六個國家進行算法改革測試,降低了六個國家的媒體議程設置能力和影響力,同時遮蔽了一些內容。通過算法操控,發達國家得以在社交媒體網絡上故意散布誤導信息,使用算法、自動化和大數據分析等方式操縱公眾輿論,形成了互聯網時代的“計算宣傳”。
算法發揮作用的基礎是其對于數據的收集,其前提是用戶的知情同意。因此,在分析互聯網平臺算法的過程中,應嘗試從用戶協議出發,分析其收集、展示信息的類型與目的,梳理算法背后的設計動機,以更加清晰地解釋互聯網平臺在網絡社會空間中的行事模式。
網絡地緣政治視角
互聯網平臺治理在傳統內容的基礎上應嵌入互聯網治理因素。各國的網絡媒體平臺,在網絡空間這個除“陸海空天”之外的第五空間,形成了多“極點”,在眾多“極點”的影響聚合下,形成了新的國際規則體系,構建了不同的網絡文化,形成了網絡地緣政治中的新型國際關系。平臺,特別是大型跨國互聯網平臺在網絡空間中的力量與日俱增,給網絡空間的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抓手。從國家角度來講,通過治理平臺來治理網絡,比直接治理具體參與的網民更有約束力,也更有效力。從企業角度而言,與國家及其他群體的合作,在推動平臺發展方面不可或缺,不管是從意見建議上,還是從納入更多用戶接入從而帶來更高利潤的角度,都更加有利于企業自身發展。對技術社群、用戶、學術群體而言,其設計、使用、研究的歸根結底是一個個具體的平臺。
在平臺治理研究過程中,地緣政治在網絡空間中的發展值得重視。從地緣空間層與社會空間層綜合作用角度理解網絡空間地緣政治格局,聚焦地緣政治的基礎地緣體——互聯網平臺,分析其算法,明晰其基準行事準則,探討網絡空間中的地緣政治格局,有助于確定互聯網全球治理的邊界,促進全球網絡空間的健康、有序、公平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