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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14日,“跨學科視野下的文明交流與互鑒:概念、表現和根源”圓桌會議在線上順召開。本次會議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國際政治理論研究室、武漢大學文明對話高等研究院、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文明互鑒研究中心主辦。來自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范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復旦大學等單位的15位專家學者圍繞會議主題進行了多層次、多視角的交流研討。
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國際政治理論研究室彭成義副研究員主持開幕式。武漢大學文明對話高等研究院院長吳根友教授、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文明互鑒研究中心主任方旭東教授分別發表致辭。
北京大學鄭開教授和中國人民大學楊慧林教授作主旨演講。鄭開指出,當今學者應該有更明確的理論意識,從事“舊邦新命”和“返本開新”,投入到文明互鑒與交流的事業中去。楊慧林從“人類命運共同體”等中國概念的英譯問題切入,提出了由“共”釋“同”的思路,即因“相與”而“共在”,而不是由“一己”而“求同”。在主旨演講的討論環節中,與會嘉賓就“思想史”的名與實、“舊邦新命”中對“舊與新”的不同理解、中國哲學的主體性構建、西方學界思考與政治生活的脫節、西方思想演變的邏輯、和西方宗教的二元對立等問題進行了問答討論。
圓桌討論環節共分兩個討論主題。第一場討論主題為“概念與表現”,由吳根友主持。方旭東提出,中西之爭更多指的是古今問題,應當跳出傳統的以空間視域為代表的文明探討,將文明問題放諸于時間維度,思考當代文明對既有文明的挑戰。華東師范大學彭正梅教授強調,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值得警惕,各民族應該立足于自己的文化來思考文明的問題。吳根友認為,文明概念具有歷時性與層級性,成熟的文明大體上包含三個層次的內容,即器物與技術、制度與儀軌、由語言文字構成的特態化精神觀念,這三個層次開展交流的難易程度也是逐層遞進的。因此,要進行文明交流就應當要從器物之用的交流著手,慢慢改變人們的觀念,進而促使人們進行制度改革,以人文化成天下。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溫海明教授認為,當今中國禪宗研究者應當注重從比較哲學和比較宗教的視域,在世界范圍內重建“現代化意義的中國禪”。上海交通大學高全喜教授剖析了制度構建對文明共同體的重要性。在他看來,文明對話應當兼顧時間和空間的雙重維度,兼具思想史和制度形態的雙重視角,才能使文明生生不息地演進。太合智庫丁一凡研究員認為,中華文明的危機與西方國家的工業化及擴張是一體兩面。在這一過程中,應當注意“主權”在中國發展與中華文明復興過程中扮演的角色。隨后的討論環節,與會專家就文化與文明的概念區分、“六祖虛無主義”與文化自信、中國治道層面的法制構建可能、文明沖突與種族沖突的關系、主體民族對文明的貢獻等問題展開討論交流。
第二場討論主題為“根源和可能”,由方旭東主持。華東師范大學陳赟教授提出,以黑格爾為代表的普遍歷史敘事將共時性的多元文明納入歷時性的縱向過程,無法處理“不同時代的同時代性”的層級時間結構。回歸文明的多元與共生的經驗,唯有通過橫向多元文明的學習與綜合路徑才能開啟,這就需要重新理解“多中之一”而不是“多上之一”,在此基礎上才能“一多并舉”,真正實現多元文明的共生。上海大學程恭讓教授指出,文明交流要區分三個層次,分別是哲學層次、實證層次、理想層次。北京師范大學錢翰教授提出文明交流中存在兩個陷阱,其一為將思想的沖突當作純粹意識形態的沖突(metaphysics);其二為將文明的沖突與矛盾過分地還原為利益沖突(physics)。文化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如何組織群體進行利益分配,討論文化問題不能忽略利益問題。
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所劉國鵬副研究員圍繞晚明至晚清中國面對西學沖擊的認知與反饋機制介紹了全球化的事實、知識和心理,主張要正視西學東漸向“西學東源”的分水嶺式的轉變的必然性。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劉波編輯分析了媒體在全球文明交流與互鑒中扮演的作用,認為面對復雜媒體環境與全球性文明的出現,中國既要堅守立場,也要增強溝通技巧,思考如何構建對中國有利的媒體環境,緩解文明沖突。復旦大學白鋼研究員提出了“承認的政治”與“覺悟的政治”兩個概念。他指出,“承認的政治”強調差異之絕對化特征,“覺悟的政治”則是一種更高的政治-文明形態,這種政治不但能體認各種差異與特殊的存在,更能構建一種超越孤立的差異與特殊的共同體,這種政治指向真實意義上的“天下主義”。在隨后的討論環節中,與會嘉賓們圍繞普遍歷史敘事與多元文明共時的兼容性、“承認的政治”到“覺悟的政治”中的實然與應然等問題進行交流研討。
此外,線上觀眾也圍繞中國哲學合法性概念、自義(self-righteousness)概念、情感和利益關系等話題進行提問,與會專家對此作了相應回應。(供稿:武漢大學哲學系 劉佳源,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員 彭成義)